物联网正在赋予日常设备新的技术架构，使其能够自动感知和收集周围环境的信息，并且做出自主决定。作为家庭物联网代表的智能家居技术，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架构重塑了家的“可见性”，将原本私密的、隐蔽的、休闲的家庭空间转变成了开放的、可见的、生产性的空间，家庭作为新的殖民地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本文通过整合与分析智能家居技术已有研究成果，从“进入家庭之前的技术剧本”、“进入家庭之后的殖民化”以及“连接的背后”三个环节探讨智能家居技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工作进入家庭，又怎样重塑家庭空间与家的文化概念，同时揭示了技术平台背后日益增多的“家庭量化部门”。本文为探索与反思物联网技术对于家庭、文化、管理、隐私等各个领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启示。

　　在现代社会，家一直被看做是一个私密性的空间，“是区分公共和私人的重要场所”（Shapiro， 1998：275）。这种语境下，隔绝性和不可侵犯性成为家的重要特点。“家作为私人领域享有特权，人们在这里可以放飞自我，保持亲密关系以及受到保护”（Kumar & Makarova， 2008：330）。然而，家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几何空间，由于家是由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构成的，因此也会根据更广泛的经济、文化和物质条件而不断发生变化（Dodge & Kitchin， 2005）。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特别是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渗透到家庭中，这些技术正在重新配置家庭，不断转换家庭空间并催化出新的空间特性（Dodge & Kitchin， 2009）。

　　物联网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配备传感器和互联网的日常设备，自动感知和收集用户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与人、物、环境进行无缝交流，并且能够通过机器学习做出自主决定（Van Deursen et al.， 2018；Lupton， 2020）。更重要的是，物联网通过感知用户及其周围环境，将其转化为创造数据的资源，进一步将“社交媒体中根深蒂固的监控商业模式扩展到新的领域——家庭”（Bunz & Meikle， 2018：31），从而将它们作为新的殖民地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因此，作为家庭物联网代表的智能家居技术促使原本私密的、休闲的和自主的家的概念受到挑战，传统的家庭边界正在逐渐消失。

　　鉴于此，本文将在深入梳理与分析智能家居技术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技术与家庭的互嵌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智能家居技术如何进入家庭，原本作为私密空间的家如何被技术组织起来，进而被资本殖民化的过程，以更好地理解智能家居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媒介在重塑家庭空间与消费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首先，本文简单回顾以往的媒介技术如何重塑家庭空间，对历史的追溯能够让我们在动态的时间线上观察技术对家庭空间的形塑过程；其次，本文梳理了在智能家居技术进入家庭之前所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在智能家居技术进入家庭之后，如何利用其技术架构在家中为用户创建出一组新的实践与意义，而这些实践又如何服务于技术平台的商业利益；此外，揭示了智能家居技术背后（除了技术平台之外）的“家庭量化部门”，以更完整地勾勒智能家居技术的权力图景。在结语部分，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作为当下新兴媒介的智能家居技术对于家庭空间的殖民化如何重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

　　技术与家庭之间的互嵌关系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广播进入私人空间和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空间的改变。广播将公共空间流通的符号体系和意义带入家居的私人空间，从而导致全国人民能够在家享一套文化和一种全新的公共生活（Scannell， 1989）。这种转变随着电视的普及进一步深化，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认为电视的家居化/驯化，能够在家庭空间中产生双重勾连。首先，电视成为家庭空间中与各种物品共处的一个物品，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其次，电视能够使得社会、文化甚至体制内流通的意义体系进入家庭空间，将家庭与电视节目等携带的社会层面的意义体系勾连在一起。此外，电视在家庭空间的入侵还促使一种新的量化技术——收视率也随之进入家庭，将收视行为变得可见与可计算。

　　尽管广播、电视将信息传送到家庭中，但这些信息流通常是单向的。通过数字技术，家则能够嵌入实时双向网络中，家用电脑将互联网带入家中，互联网“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带入家庭，但也将家庭的一部分带入外部世界”（Shapiro， 1998：282）。一方面，“互联网将‘不规则的’和以前不可能的社交能力走私到了私人领域的核心”（Bakardjieva & Smith， 2001：72），与此同时，当个人在家中通过网络向家外的人披露其个人信息时，他虽身处私人空间，但同时也参与了线上的公共活动（Thompson， 2011）。而手机等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普及，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双向流通，而且其可移动的特点还能够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永久连接”（Katz & Aakhus， 2002）。在传统的家庭空间中，“门和墙不仅可以在物质结构中将家庭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分隔开来，而且可以作为法律依据，来清晰地划定私人生活的权利边界”（Zhao， 2021：2）。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其越来越深入地嵌入家庭当中，改变了原本由门和墙在物质结构上所区隔出的封闭的、私密性的空间，促使家庭成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混合体，信息由此可以“自由”流动于家庭内外的空间，家不再是传统的隐秘之所，而是成为一个传播枢纽（Meyrowitz， 1985），家控制其私人空间和限制他人入侵的能力被削弱。至此，“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经由媒介技术而不断得以重构，并日渐脱离实体空间的羁绊，两者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处于不断的协商和冲突之中”（Thompson， 2011）。

　　此外，工业化的发展促使工作和家庭也逐渐分离，家庭开始代表休闲的空间，家庭之外才是工作的世界（Shapiro， 1998；Kumar & Makarova， 2008）。而媒介技术重新整合了工作和家庭、生产与休闲的界限，家庭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家中使用个人电脑开展工作。手机中即时通讯工具的流行，使得雇主期望身在家中的员工也可以在微信上随时获得联系。通过媒介技术，公共空间的工作成功地侵入了家庭的私人空间（Mazmanian et al.， 2013），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与网络社会弹性工作制崛起的背景下，居家隔离、力量体育居家办公常态化，家的功能与属性正在不断拓展延伸（Maalsen & Dowling， 2020）。正如Morley所说，“通信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衔接不同的空间（公共和私人、国内和国际），在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跨越不同空间的边界”（2000：87）。然而，随着监控基础设施在家庭中的扩散，这种休闲与生产的整合并不仅仅是由传统工作在家庭空间中的渗透带来的，而是由一种无意识的数据流动造成的。

　　相比互联网，物联网是一个再中心化的、商业化和封闭式的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s）（Goulden， 2019），其核心基础设施掌握在技术平台手中且高度不透明。而智能家居技术作为家庭物联网代表，“不仅是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s），更是监狱院子（prison yards）”（Lutz， 2019：143），其分布式、嵌入式、永远在线的传感网络能够使得信息收集“从以往针对性的、有目的的、离散的收集形式转变为永远在线的、无处不在的、机会主义的不断扩大的采集形式”（Andrejevic & Burdon， 2014：19）。如果说电视促使社会、文化甚至体制内流通的意义体系进入家庭空间，那么今天的智能家居则使得数据能够“自由”流动于家庭内外的空间。

　　智能家居技术通过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连接，实现了对人、环境及互动的持续不断、无处不在的全面监控，根据算法对人们进行评估和分析来预测其未来行为，为家庭提供自动化服务，家庭中原本普通的家居物品得以智能化。然而，这种“智能”意味着在为用户提供各种使用活动的同时，将原本属于家庭的决策能力分配给智能家居技术，将家庭内部数据传输到家庭外部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原本私密的家庭具有了“可见性”。这种“可见性”与监视、控制相联系，能够组装和改造空间，从而进行权力的控制（福柯，1975/2019；Haggerty & Ericson， 2006；刘涛，2015），这是智能家居技术与家居空间互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落点。随着智能家居技术促使原本作为私密空间的家获得可见的形式，家的“可见性”可能成为一个供求市场，其中谁对谁可见以及什么值得以什么代价去看，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蕴含着政治和权力的张力。由此，智能家居技术将其使用与可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家庭空间的“去私密化”，并超越消费的范畴。具体来说，一个家庭一旦采纳此类技术，并将之激活，其家庭的日常实践，比如家庭成员的饮食结构、作息规律、睡眠状况、能源使用情况等细颗粒度的数据，统统能够被智能家居技术平台所监控与收集，并在聚合汇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家庭画像，对家庭进行数据分析和社会分类，从而将家庭日常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纳入资本生产链条当中。通过这个过程，原本私密的、隐蔽的、休闲的家庭空间将逐步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可见的、生产性的空间。

　　以上对家与媒介技术关系的历史回溯，我们得以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媒介技术在进入家庭的过程中，是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和协商各种私人/公共、内部/外部、休闲/生产的物质和社会边界”（Humphry & Chesher， 2021a）。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当下作为家庭物联网代表的智能家居技术如何重塑传统的家庭空间。因此，本文将按照“进入家庭之前的技术剧本”、“进入家庭之后的殖民化”以及“连接的背后”三个依次递进的环节，更加详细地考察智能家居技术如何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介入家庭，以及在进入家庭之后如何通过其新的技术架构来重塑家庭空间，而在整个重塑的过程中除了设计与生产智能家居的技术厂商，还有哪些主体参与其中，以及这些过程将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早在智能家居进入家庭之前，技术平台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工作”展开对家的殖民化过程。具体来说，在此过程中技术平台往往会通过“技术剧本”与用户进行沟通，从而建构技术的使用方式与社会意义（梁君健，陈凯宁，2020）。“技术剧本”是“设计者植入技术的愿景（vision）”；是“设计者为用户所设计的一系列标准行为和使用情境”，可以被贯彻到广告、营销等实践中（Akrich， 1992：208；梁君健，陈凯宁，2020：78 ；Chambers， 2021）。在电影制作中，剧本可以限制演员的行动，以保持剧情（Oudshoorn & Pinch， 2003）。技术剧本则可以提供用户的行动框架，从而封闭和稳定技术的使用与意义（Akrich， 1992）。“技术剧本”并不一定会直接告诉用户要怎么做，可以通过动员某些概念、着重描绘与宣传某类使用情境来指导智能家居技术在家庭中的使用，而这些概念或情境又设想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容了谁又排斥了谁？什么样的行动在这个世界是合理的？这些具体的图景则能够进一步形成技术使用的社会规范。最终，“技术剧本”将能够影响接下来用户对技术的想象与实践。

　　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通过“分享”的概念，鼓励用户不断地贡献出自己的数据，并将这种贡献建构为无价值的行为，通过“分享”将用户数据转让给广告商等第三方，将平台与广告商等第三方之间的商业关系神秘化（John， 2013）。优步、爱彼迎通过“平台”的概念，将自己描绘为一个中立的工具，仅仅负责通过数据和算法为所有用户提供免费和平等的参与机会，因此他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也掩盖了生产和维护平台服务所需的劳动力（Gillespie， 2017）。而智能家居技术则鼓励“连接”，通过家居物品之间的“连接”，使线下实体空间与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能够被转化成数据，输送至外部的技术平台；他们将传统家庭生活建构为麻烦的、不够舒适的、不安全的，随后，力量体育通过在“技术剧本”中承诺一系列的“便利”（Huberman， 2021）、“照料”（Sadowski， 2021）、“安全”（Bridges， 2021）来解决这种“有问题”的生活方式，从而模糊“连接”与控制的界限，使监控技术的部署合理化。因此，有关智能家居的“连接”、“便利”、“照料”与“安全”等概念不仅能够影响用户感知技术的方式以及以此为据的技术实践，同时提供了一套技术愿景来维系监控基础设施的正当性。

　　除了商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眼花缭乱的概念，智能家居具体的商业广告也会影响用户对技术的想象与实践。比如，广告中所呈现的智能家居使用的性别分工情境会引导和影响家庭中实际家务劳动模式的划分，进而可能导致现实生活中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技术使用（Chambers， 2021）。Chambers（2021）通过对智能家居营销广告进行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并没有被“技术剧本”平等地邀请参与智能家居技术，由于智能家居技术需要通过一系列技术工作来安装、操作与使用，产生了更多的技术性家务劳动，并加深了数字家务和传统家务之间的分工，男性被“技术剧本”鼓励成为精通技术的主体，他们能够熟练地安装、设置与维修智能家居，对智能家居设备拥有更多的掌控权，而女性却在智能家居设备的使用上被边缘化，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设置的技术标准，而这种性别化“技术剧本”则可能导致家庭内部技术使用的不平等。

　　在社交媒体时代，智能家居的“技术剧本”还能够更巧妙地嵌入网络博主所创作的产品开箱视频中。不同于精通技术的邻居、朋友和亲人等传统的“热心专家”（Bakardjieva， 2005），许多网络博主化身为“在线热心专家”（Neville， 2020），例如他们在YouTube视频中面对粉丝来开箱新兴的电子设备，同时对所开箱的电子设备进行自己的评价，解答粉丝提出的技术问题，而这些在线热心专家的评价与解答能够引导家庭购买和驯化新兴技术的过程，影响他们对技术的感知与使用。由于这些网络博主与其粉丝所建立的亲密关系（Baym， 2015），他们在开箱视频中对技术的评价被认为是客观的，与销售人员相比，他们更被用户信赖。Neville（2020）通过对YouTube上智能音箱的开箱视频及其留言区的评论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在线热心专家往往会避免对智能音箱的隐私和监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甚至表现出对监控文化的顺从（比如，“在线热心专家”从来不鼓励用户去阅读亚马逊智能音箱的终端用户协议），以便使得智能家居技术能够顺利进入家庭。在中国的Bilibili、微博以及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中，同样涌现出一批聚焦科技垂直领域的“在线热心专家”，他们的“开箱”与“试用体验”视频通常也会受到相关品牌方资助，与YouTube上的同行类似，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与品牌方合作来进行变现，一方面又需要和粉丝保持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国社交媒体语境中这些“在线热心专家”所描绘的“技术剧本”也会受到技术平台的影响，但是其具体的特征与逻辑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分析。

　　在技术进入家庭之前，智能家居平台通过“便利”、“照料”与“安全”等话语促进了监控基础设施部署的合理化；通过不平等的性别化“技术剧本”鼓励家庭中的男性成为精通技术的主体，对智能家居设备拥有了更多的掌控权；通过与“在线热心专家”合作，利用开箱视频来引导用户，模糊了智能家居的隐私和监控问题。智能家居技术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促使监控基础设施的部署自然化、合理化，邀请和说服用户熟悉这些智能家居技术，参与到技术平台所打造的“制度”当中，从而使得智能家居技术能够顺利进入家庭，维持和延续监控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智能家居在家中的殖民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在家庭中的生存和扩张往往还需要一整套修辞、愿景与意义。然而这些“技术剧本”只是家庭殖民化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智能家居技术架构的相关研究来阐释智能家居技术进入家庭之后如何开展殖民化过程，也即智能家居技术平台如何在家中搭建一个全面监控的技术架构，通过对家庭生活的数据化和外部化来获取价值，将整个家庭及其日常生活不断纳入日趋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之中，使其受制于技术及其背后的资本和企业（Couldry & Mejias， 2019），并在这个过程中剥夺了家庭管理私人空间和限制他人入侵的能力。

　　我们通过梳理相关成果来阐释智能家居在进入家庭之后，其技术架构是如何制造能动，为用户创造一组可能的实践与作用，同时还需要看到这些能动的背后更为隐秘的结构性规制。比如，Facebook、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的“点赞”（like）按钮，用户可以利用它们发展出各种能动的用途与意义，但同时它也能够促使技术平台计算与测量用户的喜好与参与度，从而完成用户的“数据化”（Zuboff， 2015；姚晓鸥，毛家骥，2022）；YouTube、抖音等平台的技术架构能够为内容创作者提供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创意、获得收入，但最终这些行动都必须在平台应许的框架之内并最终服务于平台自身的商业逻辑（Postigo， 2016；Lin & de Kloet， 2019）。在智能家居技术的案例中，我们会发现，智能家居的技术架构一方面为用户提供了连接控制、家庭照料与儿童陪伴的便利与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便利、作用，或者进一步讲其技术架构与更深层次的制度化的权力模式紧密相连，将智能家居技术转变为监控基础设施的架构，从而允许智能家居技术能够从家庭成员及其环境中提取数据，将家庭纳入一个不断扩张的数据基础设施网络之中，最终使其服务于智能家居技术平台的商业利益。

　　内置语音助手的智能音箱是近年来智能家居中影响最广泛的技术之一，作为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入口”级产品，智能音箱不仅能够通过语音控制来购物、播放歌曲，而且“通过其网络化、分散化、永远在线和远程连接等空间可供性，能够时刻与家庭中甚至家庭以外的其他智能设备保持连接与控制，从而导致家庭空间中其他设备的重新驯化，并重新定义了家庭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Brause， 2020）。比如，亚马逊的智能音箱可以与3500多个品牌的1.2万多台设备进行交互，用户通过这些智能音箱能够灵活连接与控制家庭中的照明、冰箱、空调等家用设备，即使用户身处家外，也能够通过智能音箱来检查与监控家庭日常活动的情况。

　　然而，在考察智能家居技术架构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看到技术为用户所提供的可能的作用与便利，更需要看到在这些作用的背后“数据积累的需求与逻辑是如何在根源上塑造了技术可供性”（Zuboff， 2015：77）。比如，智能音箱通过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时刻连接，实现了用户对智能设备更加全面的控制。但是，这种连接不仅能够保持永不间断，而且具有扩张性。当家庭购买一个智能家居设备之后，往往需要购买其他智能设备与之相连接，才能实现家居设备的智能化。表面上看只是智能家居物品在家庭空间的扩散，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不同家居设备的连接与相互操作，意味着他们还会进行数据共享与联通。由于不同的智能设备往往由不同的生产厂商制造，因此智能家居技术平台（比如，国外的亚马逊、谷歌，国内的百度、阿里巴巴）也必须与其他家居设备的生产商（智能冰箱、智能照明等具体的家居设备生产商）进行合作，甚至共享数据。最终通过这种人与物、物与物以及机构与机构的连接，物联网技术不仅为用户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将家庭纳入一个不断扩张的数据基础设施网络之中，并驱动智能家居设备不断地积累家庭数据，实现家庭空间的可见性与家庭数据的外部化。

　　传统的家庭空间是隐蔽的，其中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是不可见的，而智能家居技术通过传感器之间的感知与连接，追踪家庭中每个用户与设备以及设备与设备之间产生的“行为盈余”（Zuboff， 2018：102），并将其“数据化”（van Dijck， 2014），从而使得这些原本不可见、不可知的家庭空间变得可见与可计算。在可见性的基础上，物联网技术通过将家庭数据实时输送至商业平台，实现了家庭内部与外部的相互连通，使家的内部信息实现外部化，将家庭作为一个节点，连接到了更广泛的全球资本网络之中。因此，实现家庭日常生活可见性与外部化的过程正是私密性、休闲性的家庭空间走向开放性、生产性空间的关键机制。更重要的是，智能家居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家庭生活的深度自动化，促使家庭中最平凡的家居物品能够自行运转来组织家庭生活，家庭的权力由此移交至智能家居技术，于是这种表面上的联通与控制最终可能会促使用户失去自主权。

　　智能家居技术不仅仅是孤立的物质性人工制品，还是一整套的智能系统，其背后往往还围绕着丰富的软件和数字基础设施（Lupton， 2020；Hepp， 2020）。也就是说，在这些智能音箱、智能能源监测器的背后，还存在多个软件系统和数字平台来进行连接与控制。因此，用户不仅仅是在与前台实体设备进行交互，还会与中台的手机应用程序、后台的算法和数据进行互动（Van Deursen et al.， 2019）。但应用程序的界面并非中立，而是会根据其自身的目标来形塑用户的体验，引导用户的使用实践（Norman， 1999；Stanfill， 2014）。

　　具体到智能家居技术中，其界面设计则通过“重塑家庭的物质可能性和规范性来干预家庭生活”（Goulden， 2019），比如Goulden（2019）通过考察谷歌Home和亚马逊Echo界面中家庭账户的设计，发现两个平台的家庭结构设计将家再次设计为一个由传统核心家庭构成的单一场所，从而忽略了家庭结构、家庭角色的多元性。此外，谷歌和亚马逊所设计的家庭账户将消费确立为家庭实践的中心，依据家庭成员不同的消费能力来分配其在智能家居界面中的权力。因此，表面上看，智能家居平台是将数字技术整合到家庭中，但实际上通过种种设计，谷歌和亚马逊将家以平台家庭的形式融入平台资本主义，从而完成了家的平台化（Goulden， 2019），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开始压倒甚至改变原本家庭的逻辑。

　　智能家居技术中的语音用户界面（Voice User Interface）设计的听觉特征同样能够影响用户的认知与情感，从而引导用户和智能家居之间的互动（Humphry & Chesher， 2021b）。许多研究已经发现智能音箱会有意地采用女性化的名字、声音、角色和个性特征，这加固了性别刻板印象（Humphry & Chesher， 2021b），但是除了带来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女性化语音设计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或者说能更进一步地带来什么影响呢？Wood（2021）认为智能语音助手往往会采用女性化的名字、声音、角色和个性特征，在家中提供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和类似“照料”的监视形式，利用性别刻板印象来缓解用户围绕人工智能虚拟助理的监控焦虑，进而成功邀请家庭参与亲密的数据交换形式。

　　因此，如果说智能家居技术的空间连接促进了网络化的、数据化的和自动化的系统在家庭中的整合以及监控基础设施在家庭中的扩散，可能会“引起‘照料’和‘控制’之间的新的紧张关系”（Sadowski， Strengers & Kennedy， 2021），从而有可能引发用户的监控焦虑，那么这种语音界面设计则能够通过女性气质的声音界面设计模糊监控基础设施，掩盖了用户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关系，使家庭中的监控设备迅速扩散，促进了个人数据商品化和监控资本主义（Wood， 2021）。

　　除了智能音箱以外，智能联网玩具也被带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它们成为许多儿童忠实而聪明的玩伴，然而这些智能联网玩具的目的不仅仅是陪伴儿童成长，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陪伴来完成儿童的数据化。Holloway（2019）认为，19世纪以来的劳动法改革与义务教育促使儿童成功地从有偿劳动队伍中退回到家庭和学校，然而近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儿童再一次作为经济对象被纳入市场当中。不过，这一次产生经济价值的不是儿童直接的体力劳动，而是他们自身所产生的数据。具体来说，随着儿童可穿戴设备、智能玩具进入家庭中，它们将成为“智能家庭集合”（Maalsen， 2020）的一个子集，即使儿童身处私密的、安全的家庭空间，他们的身体、位置、活动、交流以及认知发展也能够被数据化，从而接受其父母、技术平台以及第三方组织的多重监控（Lupton， 2017 ）。

　　首先是儿童的可穿戴设备，通过蓝牙和wifi技术能够实时监测有关儿童健康、位置或身份的信息（Mascheroni & Holloway， 2018）。其次是智能玩具，传统的玩具与儿童的关系是单向的，然而今天的智能玩具与孩子的互动程度更高，它们配备了强大的聆听、观察和互动功能，通过实时数据收集、处理和机器学习，来提供个性化的游戏和学习体验。因此，这些智能玩具有其区别于传统玩具的技术可供性，比如“拟人性”、“情感黏性”和“便携性”（Berriman & Mascheroni， 2019），这些可供性使得智能玩具更像是移动媒介，而不是传统的普通玩具，它们能够模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主动要求儿童与其进行互动，赢得儿童更多的信任与依赖（Berriman & Mascheroni， 2019），从而深度融入儿童的生活，产生更多的游戏数据。这些数据不仅面向父母，“允许其对儿童进行有目的、常规性的亲密监控”（Leaver， 2017：153），同时也对智能玩具的技术平台可见，从而促使家庭空间中最应受保护的儿童卷入平台的数据采集与生产的循环之中（Holloway， 2019），而这种数据监控对家庭来说非常隐蔽力量体育。儿童在数据市场的被发现与数据化，促使智能家居技术完成对家庭最后一个成员的监控。

　　如今，智能音箱、智能玩具等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设备逐渐融入许多家庭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家庭“监控基础设施”（Andrejevic， 2019）。像电视与手机一样，智能家居技术同样正在重新定义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这些技术通过将家庭的活动与环境“数据化”（van Dijck， 2014），实现了家的“可见性”，并将这些家庭数据“外部化”，也即将家庭数据输送至家庭外部的技术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家居物品的连接与自动化，原本家庭对私人空间的自主权也被割让给了智能家居技术。因此，这种“数据化”、“可见性”与“外部化”形成了一套家庭空间的生产性机制。在之前的传统消费时代，我们将物品购买回家，整个消费过程就此结束，而今天的物联网技术将家庭消费，更具体地说将人们在家庭空间中接触或使用智能家居技术的过程中所展开的每一项活动都纳入资本的生产链条。技术平台通过这些监控基础设施入侵以前资本无法进入的私密性生活空间，将家庭变成了一个由监控基础设施组成的市场化网络，自动地捕捉人们在家庭空间中的所有活动数据，并且促使这些数据自由流通于家庭内外，使原本私密的、隐蔽的、休闲的家庭空间转变成了开放的、可见的、生产性的空间，从而可能实现智能家居技术平台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以上讨论智能家居技术时，总是默认其背后是各种技术平台。然而，智能家居技术背后往往是跨行业整合。具体来说，这种整合是两条路径的平行运作：技术平台及其背后的平台经济向多个传统商业部门的扩张，以及传统商业和社会治理机构的智能化与平台化，并以之与其主体功能/职责进行整合。因此，智能家居技术不仅促进了技术平台对家的殖民化，其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意味着它同时也会受到（除技术平台以外）更多“社会量化部门”（social quantification sector）（Couldry， 2018）的关注与利用。Couldry认为，“社会量化部门”是捕获日常社会行为并将其转化为量化数据的公司，是数据殖民主义的主要参与者。根据本文的具体语境，我们将其定义为“家庭量化部门”，即那些致力于捕获家庭日常实践并将其转化为量化数据的机构。随着智能家居技术入住家庭之中，也意味着更多的“家庭量化部门”被邀请进入家庭中，他们不仅仅是上文所提到的技术平台，更有社会治理部门与传统商业机构。而这些“家庭量化部门”的目标也“不仅仅在于跟踪人类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规范与塑造人类行为”（Zuboff， 2015）。

　　近年来，智能家居技术作为应对能源效率、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可能方案开始成为政策讨论的热点。比如，智能能源监测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家庭的能源消耗，督促家庭做出节能选择。家庭智能医疗监测技术和家庭监控能够使老年人在家中安全独立地生活。智能家居技术所宣扬的可持续效益促使政府越来越希望将其纳入政策，促使其作为治理过程的一部分（Sophia & Maalsen， 2019）。

　　不少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在家庭中推广智能能源监控系统，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显示器等外接设备向用户提供家庭中每个设备能源消耗情况的实时反馈，从而将原本不可见的电力等家用能源变得可见（Hargreaves， 2013；Lanzarone & Zanzi， 2010）。首先，这种可见性是针对家庭自身的，通过智能能源监控系统所提供的家庭能源实时使用情况，用户可以自主调节家庭电器的使用。其次，智能能源系统也会使资源使用模式，甚至家庭日常活动模式对家庭之外的组织可见（因为根据家庭能源的使用情况往往能够推测出家庭日常活动模式），比如，政府能够通过这些数据对家庭进行更加精准的监督和征税（Maalsen & Sadowski， 2019）；进行社会实验，计算实施某项环境政策的真实精准效果（Tironi & Valderrama， 2021）。当政府拥有这些真实的家庭数据，不仅可以了解家庭的能源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悄无声息的方式计算、预测甚至引导改变家庭的真实环境行为（Gabrys， 2014；Tironi & Valderrama， 2021）。

　　通过将这些政府主导的智能能源监测系统带入家庭，智能家居技术正在建立新的数据共享和控制机制，改变家庭的可见性，重塑家庭的边界，促使公共部门渗透进了私人领域，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些本来作为私密空间的家庭转变成了治理的场域。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感器网络的治理模式是“环境”的（Gabrys， 2014；Andrejevic， 2019；tironi， 2021）。福柯（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提出了“环境性”（environnementalité）的概念，他认为环境条件的改变可能成为实施监管的新方式。Gabrys（2014）发展了福柯的“环境性”概念，来解释智能城市中的监控治理模式为什么不太倾向于控制人口，而是通过环境治理来实现（Gabrys， 2014：36）。这种环境治理模式同样也是智能家居技术的治理逻辑，该模式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能够对家庭实施悄无声息和持续不断的数据监控，通过实现家庭环境的可见性来引导家庭实践，或者根据环境数据促使智能设备自动调节家庭的物理环境，编程家庭的日常生活，甚至将家庭作为环境感知节点连接到更广泛的智能社区网络、智能城市网络中进行计算力量体育，将效率作为家庭生活方式的最佳指导原则。换句话说，智能家居技术的传感器网络促进了治理方式的转变，“控制的工作不再通过内部进行的纪律规范，而是通过传感器、探测器和媒介从外部环境进行”（Andrejevic， 2019），“从国家强制实施的固定标准转向基于海量真实数据的实时预测监管模式”（Tironi， 2021）。

　　在经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家作为私人领地享有特权，原则上它是隐遁于社会或体制的观测之外的。但实际上社会治理部门一直以来都试图通过各种技术进入家庭的私人领域，这些技术在家中进行了不同权力形式的空间实践。广播、电视通过将宣传信息带入家庭，形塑家庭观众的特定意识形态（Scannell， 1989）；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技术的智能家居则能够在“智能化”的技术愿景掩护下顺利进入所有家庭，直接规范和塑造家庭成员的行为。

　　如果说社会治理部门将智能家居视为一种能够促使家庭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那么保险、金融与房地产等传统商业机构则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这些传统商业机构通过在家中布置监控基础设施来推动监控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家庭空间的渗透（Maalsen & Sadowski， 2019）。比如，不少保险公司开始转向数据驱动的保险模式，尝试将智能家居技术与保险业务相结合。“他们可以通过与技术平台合作，来访问技术平台所收集的家庭数据；或者建立自己的智能家居系统，通过为投保家庭提供免费的传感器系统来直接获取家庭成员数据”（Maalsen & Sadowski， 2019：121）。

　　传统保险系统的基础是“有限的信息（没有人可以提前知道未来）和长期的信息不对称（客户不会向保险公司透露他们拥有的所有信息）”（Cevolini & Esposito， 2020）。然而，当保险公司能够获取投保人大量的行为数据后，保险公司不仅能够了解投保人的各种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投保人大量的数据来建立模型，更加精准地预测投保人的未来。尽管保险公司一直在宣传通过对家庭生活的数据监控和保费个性化，每个家庭都只需为自己家庭的真正风险付费（Cevolini & Esposito， 2020）。然而，这种基于算法的风险评估和定价模式将对家庭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区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能够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保费可能更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不能保障健康的生活方式，保费则会更高。最终可能的结果是，“风险最大的个人，也是最需要保险的人，因为无法负担保费，将不得不失去保险；而风险较小的个人支付的保费则相反，因此他们也不需要太多保险”（Cevolini & Esposito， 2020）。传统上，保险系统理应通过概率定律将风险分摊到投保的同质风险群体中，以进行风险管理，加强社会团结，而极端的个性化算法则会促使以团结为中心的社会公平的初衷走向以区分为中心的精算公平（McFal， 2019， Kiviat， 2019）。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私营部还是公共部门都希望能够采用智能家居技术来发展监控能力，渗透进家庭的私人空间，他们或是希望实现商业盈利，或是进行社会治理。尽管表面上看他们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与体系，但实际上，智能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先进的技术来支持，由于社会治理部门自身缺少技术创新，往往需要与技术平台、传统商业机构等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来建立全新的数据共享机制、技术系统和治理机制。与此同时，技术平台与传统商业机构也希望能够通过社会治理部门将自己的技术系统与产品合法地渗透进家庭基础设施中，悄无声息地进入家庭，获取家庭的日常数据，甚至能够对家庭行使一定的治理。因此，智能家居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Tironi， 2021；徐偲骕，洪婧茹，2020）。

　　本文的核心关注是智能媒体时代传播/媒介与空间的互构关系。通过聚焦智能家居技术对家庭空间的殖民化过程，力图丰富和拓展当下国内传播与空间互构这一研究领域（潘忠党、於红梅，2015），重新审视经由智能媒介技术的使用和消费而发生的公共与私人空间边界的模糊和冲突，并思考这种边界变化对个人生活、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家居智能技术的日益普及，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限随之愈发模糊和流动，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在主体无意识地给予许可（consent）的状态下，被置于监控/监视（surveillance）的触角之下，成为数据网络的一部分，原本私密的、不可见的、休闲的家庭空间转化为开放的、可见的、生产的空间，家庭作为新的殖民地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使其“永久服务于智能家居平台及其剩余价值的生产”（Goulden， 2019），而“可见性”则是影响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落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所表明，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不仅正在转变社会的时间结构，也在重塑地方和空间的意义。电视将社会、文化甚至体制内流通的意义体系带入家庭；互联网则能够将家嵌入实时双向网络之中，这些媒介技术通过其技术架构一次又一次地重塑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然而，新的媒介技术将旧问题再次提升到新的高度，当智能家居技术成为家庭基础设施，与以电子媒体为基础的家居媒介进入私人空间相比有哪些变化？

　　智能家居技术所带来的崭新的空间实践，“正在不断地重塑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一边创造出特定的空间，一边打破空间原有的边界，家在这种流动中，呈现出不断拓展的延展性”（Allon， 2004：260）。与以往的媒介技术相比，智能家居技术的技术架构正在促进家庭及其活动的全面数据化。如果说家庭互联网收集的是家庭成员的线上行为数据，那么家庭物联网则能够同时收集家庭的线下环境数据。这种数据化带来家的“可见性”，也即将家庭置于“数据凝视”之下（Beer， 2018）。一方面，智能家居技术向家内的成员提供可见性。通过将部分数据开放给家庭，促使家庭成员成为“自我观察者”，在智能家居技术的帮助下优化其家庭生活，但同时也将自己塑造为自我管理的主体，时刻回应智能家居技术的提示与激励。在这个层次上，智能家居技术更类似于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1997）。另一方面，智能家居技术向家外的技术平台、社会治理部门和传统商业机构等“家庭量化部门”提供“可见性”，家庭中日常行为被以更大的范畴、更小的幅度纳入外部数据考察体系中，为接下来的价值转化与利润生产做铺垫，使得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与此同时，智能家居技术所带来的自动化的全面监控可能超越“全景监控”的象征性权力，进一步导致智能家居技术对家庭空间的“可操控性”，将家庭改造为一个媒介化空间，充满各种各样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服务，这使得“家庭量化部门”不仅能够在外部观察家庭，能够通过数据来对家庭进行计算与分类，而且只需简单地调整其服务技术标准，就能够自动调整家庭环境，最终干预甚至改变家庭成员的行为。通过“智能化”的逻辑，智能家居技术能够制定家庭运转的规则，从而能够绕过家中的人类，通过自动化系统来取代人类决策。家的自主权悄无声息地让渡给智能家居技术及其背后的“家庭量化部门”。因此，智能家居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监控基础设施，它们通过对家庭空间的连接与扩散打造一个“全面监控的世界”，创造一种全新的纪律形式与治理能力，能够确保权力拓展到原本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以适应监控资本主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当智能家居技术成为一种家庭基础设施，家庭通常不再能够自主地选择加入或退出，监控最终将是正当的。正如Andrejevic（2019）所说，“自动化监控是‘可操控的’，因为它将干预置于监控设备的象征性权力之上；它的治理模式是‘环境’的，范围是‘无边界的’。它们不仅合谋重新配置监控的能力和应用，而且在极限上也取代人类的判断”。

　　此外，“驯化”和“殖民化”是两个作用力相反的过程，它们构成了技术与家庭空间之间的互构过程。于是，在技术对空间的重塑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又是如何体现的？也就是说，本文所探讨智能家居技术对于家庭空间的殖民化是媒介重塑空间的一个面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完全是数据和监控基础设施的结合。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看到家庭的能动性，一个家庭往往拥有自己的“道德经济”，他们往往以特定方式将技术带入家庭。家庭绝不是完全被动的存在，智能家居技术在进入家庭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家庭的驯化。更重要的是，对智能设备的驯化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意味着智能设备的使用可能会存在认知、态度以及使用上的差异，因此，不同社会背景的家庭会根据不同的道德经济顺从、改造甚至抵抗技术，比如，技术平台所创建的“技术剧本”并不总是能够被家庭理解，即使家庭理解了技术剧本，也不能保证他们会完全服从这个剧本来行动，家庭同样可以开发出自己的“用户剧本”（Akrich， 1992），而不同的剧本之间则会产生摩擦（Tironi， 2021）。智能家居技术在改造家庭边界的同时，家庭也会进行“边界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Ollier-Malaterre et al.， 2019）。此外，这个重塑的过程还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网络中，该网络包含着更多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等结构性因素（Van Den Eede， Goeminn & Van Den Bossche， 2017）。本文所梳理的大部分研究来自欧美国家，而在不同体制下，塑造智能家居技术的利益、逻辑和目标可能不同，智能家居技术的采纳可能引发不同体制逻辑介入家庭的私人空间。这些细节意味着在家庭遭遇智能家居技术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巨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解智能家居技术与家庭关系的新方式，也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最后，本文的探讨对于国内传播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启示。通过分析智能家居技术如何重塑家庭空间，本文探讨了智能时代传播/媒介与空间的互构关系，重新强调了空间的可塑性：空间绝不只是静态的几何空间，而是承载着各种社会实践与意义，并被技术、资本和权力持续征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由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公与私、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模糊，以及对于当下的个体及家庭来说这种边界的模糊意味着什么。今天这些以传感器、物联网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开始日益普及，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全面智能化社会的到来，技术将会继续影响和改变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虚拟和实体的界限，因此未来需要更加深入地对该领域进行经验性分析与批判性反思。与此同时，时间是另一个重要研究维度，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变革同样也会带来时间的变化，比如，时钟创造了一种标准化的时间，从而帮助资本控制工人的生产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Thompson， 1967），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则能够创造“日历时间”（例如，国家节庆活动）和“日常时间”来安排人们的日常活动，从而缝合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Morley & Silverstone， 1990）。因此，未来研究或许可以从时间的维度，探讨智能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家庭的时间与节奏。总而言之，智能技术或者说技术对于时空的塑造，是一个值得持续研究的重要议题。

　　（方格格 郭珂静：《失去的隐秘：智能家居技术的采用与家的重构》，2022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